Elsie生于英国纽卡素，一九四八年远赴江西南昌传教。一九五一年以传教士身份来港，从此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。最初，她住在黄大仙一个徙置区，因此对当年的贫穷问题有亲身体会。一九五四年，Elsie在观塘创立慕光英文书院，投身教育事业，相信正是出于「知识改变命运」的信念。

Elsie其中一个重要贡献，是她推动反贪的努力。六七十年代的香港，贪污横行，公义不彰，普罗市民深受其苦。Elsie决意抗击浊流，用舆论迫使殖民地政府正视贪污问题，最终促成廉政公署诞生，奠定了香港在廉洁风气中稳步发展的基础。

Elsie在市政局服务近三十年，又经历选举洗礼，出任立法局议员多年。九十年代末，她自政治舞台引退，但热爱香港、关顾老弱的情怀不变。离开政坛前线，她近年仍不时给我写信，信中处处流露对基层市民和弱势社群的关注，也有不少对施政的善意批评和分析中肯的建议。

我和Elsie多年不见，今日重逢，见她虽已年逾古稀，但精神饱满，思路清晰，而且仍然风趣幽默。我和她回忆当年和她初次「交手」的经验：一九六七年我初进政府工作，在市政总署任职。那时候，Elsie已经是市政局议员，我则是市政局一个委员会的秘书。还记得有一次，我负责荃湾区一个无牌小贩区清拆工作，Elsie则为小贩们争取权益。虽然双方好像站在对立面，但我对她扶贫济困的作风，留下深刻印象。

不过，当年不少殖民地官员，对这位锲而不舍的议员却感到非常头痛。我告诉Elsie，她当年在麦理浩时代获颁CBE勲衔，有一位上司就打趣对我说，Elsie再拿KBE就不得了，因为「Kissed by Elsie」（KBE），谁都倒霉了！我又对她说，她一直是香港人的idol（偶像）；她却鬼马地回应，是idol 还是idle（无所事事）呢？

如果政界有所谓建制派和反对派之分，那么Elsie到今日依然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反对派。但她的反对立场植根于理性思辩，而非党派之分；植根于对社群的关爱，而非政治上的利益。Elsie对我说过，帮助别人后获得认同和感谢，就是最好的回报。我想起我上任之初，她一封来信的开首就这样说：「请不要回信，我宁愿你将时间用在服务港人之上。」